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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最孤独的食堂在北京二环内

  这里没有购物街、没有电影院、没有livehouse,有的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“赫鲁晓夫楼”,一种用砖头垒起的长条形板楼。最高六层,没电梯,墙皮处处脱落,是买房最忌讳的“老破小”。

  但对住在这里的老人而言,这是他们当年从单位分到的最好房子。一住就是三、四十年,他们还在这里将儿子女儿、孙子孙女养大,送去了北京、全国、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。

  而现在,他们用余下的岁月守在这里,苍老得如同院子里的那棵半个世纪前栽下的老树,满脸皱纹、孤独又安静。

  不只是距离故宫最远不过六公里、真正的“皇城根儿”,还因为它的老年人“密度”——面积只有朝阳区九分之一,但120万户籍人口中,三分之一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。

  两年前,被称为“老年食堂”的养老服务驿站在白纸坊街道的小巷里落成。它为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解决了生活中一大难题:吃饭。

  一辆电三轮车停在了巷子中央,挡住了后面轿车的去路。刘慧琴赶紧回来,把三轮开上了便道,但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老年食堂的大门。

  她的老伴今年七十六了,左腿的膝盖也被风湿折磨了快二十年,走起路来使不上力。好在刘慧琴还开得动家里的电动小三轮。这辆十年前送外孙女上学的代步车,转眼就成了老头子的专车。

  小车的车筐里,一把青菜耷拉着叶子,掩盖着一小袋面粉。“午饭就没时间做了,我们来这打口饭,回去吃。”

  正说着,刘慧琴眼神一亮,笑着示意她要走了。食堂门口,她的老伴提着一个保温桶缓慢地往外走着。刘慧琴把桶接过来,给他扶上了车,自己迈上前座,两人一起消失在巷子尽头。

  差不多两年前,建功南里的“老年食堂”在这里开张,好多住在临近五六个社区的老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在他们不大的生活半径里,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目的地。

  陈素芬还像往常一样站在食堂侧门锻炼。咿咿呀呀的声音从她袋子里的收音机传出来,隔着一层布,闷闷的,是李胜素版的京剧《贵妃醉酒》。

  每天九点半,她都准时出现在这里,把居委会发的帆布袋往门把手一挂。晃晃腰、抖抖脚、扶着栏杆站一站,就是这位80岁老人的日常锻炼。

  在门口活动一个小时后,差不多十点半,到了陈素芬的午饭时间。如果家里没有剩下的饭,她就去食堂吃。

  她的家里没有别人。老伴去世,女儿做公务员,原本还能一星期回来看她一次,但是没想到疫情一来彻底忙得见不到人,“我们老的也就随便吃点儿。”

  说话声音太小,陈素芬费力地加上胳膊比划,松弛的皮肤挂在骨架上摇晃。“有时候懒了,就吃点儿泡面,一年吃那么几次,也没什么问题吧。”

  陈素芬的身体出现过两次断崖式恶化。一个是50岁,她的腿关节开始犯病,从那时起就没办法自己出门买菜。

  她没有叹气,好像是习惯了这样衰老。“老了就是老了,咱们的身体呀,就像一台机器,用久了,修不好喽。”

  烧烂的茄子、煮塌的冬瓜、炖没刺的龙利鱼小块……主食有米饭、馒头,也有软成一滩的蒸南瓜或是蒸白薯。

  “你们小姑娘年轻想减肥的,就来这儿吃,油水少呀。味道嘛……也还凑合。”一位奶奶吃完饭往外走,皱纹都笑开了花。

  但她也不满意这个价格:“100块就够吃5顿,不划算。”以她每月850元的养老金来衡量,确实有些高了。

  住在这片的老人里,很多都和她的情况类似。当年退休前没有稳定的工作,如今无论是生活还是看病,都要靠孩子来供养。

  打饭的队伍渐渐长了,食堂里回荡起打饭大叔的嗓音。“米饭少点儿?再来个馒头?”他举着饭勺问面前的老人。

  老人慢悠悠地看了一圈菜,思忖了一阵子,点点头。“您不够再来加!”大叔掂掂饭勺,接过下一位老人的餐盘。

  排到一位穿枣红色开衫的阿姨时,她递过去一个三层的保温桶,“两份放一起,我回去和我家老娘一块吃。”

  排队的人里,像她一样六十岁上下的“女儿”不在少数。一到中午,她们就纷纷出现在食堂,提着饭盒、拖着小车,打饭回家给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娘。

  年轻的食堂小伙从后厨拖出三个橙色的保温箱和一桶半人高的粥,这些饭菜即将送往一条马路之外的建功北里社区。

  “我属于是,孤寡。”说起自己的情况,他语速变得很慢,表情也木然起来,“我也没事,就这么着,一个人过活。”

  他的生活和他手腕上的老手表一样,机械地重复着:六点多起床,沿着老北京的护城河散步。吃过早餐后,回家看书、看报,“中午早点儿过来,晚饭就对付一下。”

  老年食堂不开晚餐,王斌就只能随便给自己煮点什么,有时是饺子,有时是挂面。加点酱油、煮个青菜,顶多不过加个鸡蛋。

  老年食堂的大门正对着她家的阳台,她天天在眼皮子底下看着老人们来来往往,但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想要过去,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。

  走到食堂门口,她就被难住了。玻璃门上贴着健康宝二维码,可张秀梅没有手机。她犹豫了一会儿,准备回去,收银的大姐给她迎了进来。

  在走过玻璃门的时候,她手里多了一盒打包好的饭菜,右手还端着一只盛满粥的玻璃碗,颤巍巍地,一路晃一路洒。

  终于回到家,屋里的电视广告正演得热闹。张秀梅除了睡觉从来不关电视,就为了让家里有点声音。自从耳背以来,她家电视的音量也跟着她的岁数逐年升高。

  她把饭盒放到沙发前的木制茶几上,整个脸贴上去辨认里面的食物。“这是豆芽”“哦,还有豆腐。”她用筷子戳戳烂成了一滩的冬瓜,没看出来那是什么。

  就着假牙缓慢地嚼了半个小时,碗里还有两个花卷和半碗米饭。她又把剩下的菜归拢到另一个碗里,这些就是今天的晚饭了。

  六十岁的大儿子一星期会来看望她两次,剁肉馅是他要完成的任务之一,剁一次量够奶奶自己吃好几天。

  六十出头的时候,老伴因肺癌去世,她也没再找过其他人搭伙,“找了还得伺候他吃、伺候他喝呢,找干嘛呀?自己过多舒服。”

  人一旦老了,孤独就成了常态。在老年食堂一中午都很难见到几对同框出现的老年夫妻。更多的老人都是因为在家“将就”不下去了,才独自过来解决一顿午饭。

  他在这边跟着儿子、儿媳妇一起生活,但今天是工作日,家里没人管饭,只能过来让工作人员给他打一口吃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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